馮玉祥（1882年11月6日－1948年9月1日），字煥章，原名基善，祖籍安徽省巢縣（今安徽巢湖市），生于直隸青縣（今屬河北滄州市），是西北軍的主要領導人，也是民革的主要創(chuàng)始人之一。在其一生的軍旅生涯中，曾參加了辛亥灤州起義、討袁戰(zhàn)爭、兩次直奉戰(zhàn)爭并發(fā)動北京政變、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等重大歷史事件。其中辛亥灤州起義是馮玉祥革命生涯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在中國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奠定辛亥灤州起義的革命根基
辛亥灤州起義是1911年12月31日爆發(fā)的一次反清武裝起義，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1936年“中華民國”頒布的表彰令中稱“辛亥光復，發(fā)軔于武昌，而灤州一役，實促其成”，表彰令高度評價了辛亥灤州起義在推翻清王朝中的作用。發(fā)動這次起義的是以同盟會為主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黨人，依靠的主要力量是清朝新軍第二十鎮(zhèn)第七十九標、八十標新軍中的革命官兵，第七十九標、八十標是發(fā)動辛亥灤州起義的基干部隊，其中第七十九標、八十標中官兵革命思想的奠基和傳播與馮玉祥有密不可分的關系，馮玉祥當年在第二十鎮(zhèn)第一混成協(xié)第七十九標和八十標播下的革命火種，奠定了日后辛亥灤州起義的革命根基。
1910年，馮玉祥被任命為陸軍第二十鎮(zhèn)第八十標的一名管帶。此前，在資產(chǎn)階級革命黨人孫諫聲、戴錫九的影響下，馮玉祥已經(jīng)走上了革命道路，為了促進反清革命形勢的發(fā)展，馮玉祥聯(lián)絡了多名第二十鎮(zhèn)的下層軍官，成立了“武學研究會”，自己任會長，以研究武學和習武的名義，聯(lián)絡同志，宣傳反清革命思想。在馮玉祥的影響下，“王金銘、施從云所在第七十九標三個營，自排長到士兵，大多傾向革命”（《民革前輩與辛亥革命》團結出版社出版，2012年7月第一版，第79頁）。
為了擴大影響，馮玉祥在“武學研究會”的基礎上，又成立了“山東同鄉(xiāng)會”，以聯(lián)誼山東老鄉(xiāng)的名義進行革命宣傳。當時，以第一混成協(xié)為主體的清軍第二十鎮(zhèn)，其兵員多為山東人，為了擴大革命影響，馮玉祥把“山東同鄉(xiāng)會”的活動范圍擴大到了清軍第二十鎮(zhèn)中的其他一些標、協(xié)中。武昌起義后，發(fā)動辛亥灤州起義的正是清軍第二十鎮(zhèn)的第七十九、八十標新軍中的下層官兵。因此，馮玉祥在辛亥灤州起義爆發(fā)前在清軍第二十鎮(zhèn)各標內所做的革命工作，為后來辛亥灤州起義的爆發(fā)打下了堅實的革命基礎，辛亥灤州起義時，第二十鎮(zhèn)第一混成協(xié)的第七十九、八十標的官兵大多參加和響應了辛亥灤州起義，甚至許多官兵在辛亥灤州起義中壯烈殉國。馮玉祥在辛亥灤州起義前在起義部隊中所做的革命工作功不可沒，馮玉祥是第二十鎮(zhèn)官兵中，革命思想的重要傳播者、奠基人，他的革命活動，奠定了辛亥灤州起義的革命根基。
辛亥灤州起義的主要策劃者和領導者
先后參加策劃辛亥灤州起義的有同盟會、鐵血會、共和會、北方革命協(xié)會、新軍中具有反清思想的官兵和當?shù)氐姆辞甯锩臼俊Ｔ谛梁粗萜鹆x策劃過程中，呈現(xiàn)出的最大特點是多層次、多側面。由于當時北方嚴峻的形勢，各股策動力量甚至互不相知，甚至在領導層次上互不相屬。灤州起義策劃過程中的這種特點，導致了策劃辛亥灤州起義的外部因素難以直接發(fā)力，同時這種特點也決定了策劃辛亥灤州起義的過程中，第二十鎮(zhèn)內部革命力量的策劃在辛亥灤州起義過程中發(fā)揮著主要作用。
馮玉祥正是第二十鎮(zhèn)中較早具備了反清革命思想的下層軍官，在辛亥灤州起義的策劃過程中發(fā)揮了主要作用。早在清軍第二十鎮(zhèn)還沒有開赴灤州進行軍事演習之前，馮玉祥就已經(jīng)進行著秘密革命活動（前文已有敘述），馮玉祥等人在永平秋操過程中的革命策劃，對辛亥灤州起義的爆發(fā)影響巨大，是辛亥灤州起義爆發(fā)的主因。辛亥灤州起義的爆發(fā)正是在馮玉祥等人的內因和其他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爆發(fā)的。
1911年，永平秋操的消息出傳出來以后，“諸革命同志秘密決議，乘此秋操，新軍實彈射擊，先將禁衛(wèi)軍掃清，再整軍入京，密約武漢同時舉兵，使清廷首尾難顧，一舉滅之”（《辛亥革命》第六集，第339頁）、“利用秋操之便，暗中私自帶子彈，相機起義”（《辛亥革命回憶錄》第六集，第166頁，文史資料出版社出版1963年版），上述資料的記載說明，永平秋操開始前后，新軍第二十鎮(zhèn)中的革命黨人已經(jīng)開始了辛亥灤州起義的策劃，馮玉祥就是其中的策劃者之一。
就在永平秋操緊鑼密鼓之際，1911年10月10日，湖北爆發(fā)武昌起義，清軍下令停止秋操，令各路軍隊回訪原駐地，準備鎮(zhèn)壓武昌起義。由于各路革命力量未能按計劃準時匯聚灤州，革命黨人利用秋操舉行起義的計劃未能實現(xiàn)，于是第二十鎮(zhèn)張紹曾統(tǒng)制在灤州發(fā)動兵諫，暗中配合南方革命。但灤州兵諫不幸被清廷瓦解，張紹曾被明升暗降，調離灤州，駐扎在灤州的大部清新軍也被分散調離，新軍革命黨人利用秋操舉行起義的計劃行將成為泡影。在這危難時刻，馮玉祥等下層軍官力挽狂瀾，直接策動第二十鎮(zhèn)官兵直接舉行革命起義，他所在的第八十標于灤州兵諫失敗后被調到秦皇島海陽駐扎，馮玉祥、王金銘（第七十九標，駐扎在灤州）、施從云（第七十九標，駐扎在灤州）擔負起了繼續(xù)策動第二十鎮(zhèn)官兵舉行反清革命的重任，積極和天津派到灤州一帶活動的革命黨人白雅雨聯(lián)系，制定更為詳細的反清武裝革命計劃，“馮玉祥還設法弄到一架油印機，從早到晚在屋里印傳單，把報刊上有關民軍的消息、各省響應的文電和贊揚革命的小文章印上三四百份，散發(fā)到各營房”（《民革前輩與辛亥革命》團結出版社出版，2012年7月第一版，第79頁）。馮玉祥的這些活動推動了辛亥灤州起義的爆發(fā)。
1911年11月8日（一說11月9日），馮玉祥參加了在灤州文廟舉行的軍事會議，同大家一道決定，挽留張紹曾，進行反清革命，并于第二天到灤州火車站，前去說服張紹曾，讓其領導大家公開舉行反清革命，文廟會議中馮玉祥等人的活動雖然最后沒能說動張紹曾參加革命，但卻也把清軍第二十鎮(zhèn)中的革命力量匯集起來，加速了辛亥灤州起義的爆發(fā)。
1911年12月下旬，馮玉祥在秦皇島海陽鎮(zhèn)與到訪的灤州新軍管帶王金銘就響應灤州新軍起義的事宜進行了徹夜商談，最后馮玉祥答應，等煙臺的革命軍到達秦皇島，他所率領的部隊就舉行起義，進攻山海關，呼應辛亥灤州起義，然后合兵進攻北京。
馮玉祥在辛亥灤州起義前夕的這些工作，極大地推動了辛亥灤州起義的爆發(fā)，是辛亥灤州起義前期準備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馮玉祥，是清朝第二十鎮(zhèn)新軍將領中為數(shù)不多的革命策動者之一。
1911年12月31日，辛亥灤州起義爆發(fā)后，馮玉祥被委任為總參謀長，灤州起義軍政府還以王金銘、施從云、張建功、馮玉祥的名義通電全國，馮玉祥位居灤州起義軍領導人中的第四位，可謂身居要職。
由于政府嚴密封鎖灤州起義的消息，馮玉祥不知道灤州駐軍提前起義，一直在海陽鎮(zhèn)等待煙臺民軍的到來以及灤州起義軍的消息，所以沒能在灤州駐軍起義的第一時間響應起義，辛亥灤州起義被鎮(zhèn)壓后，清軍根據(jù)查獲的起義信件和文告得知，馮玉祥參加了辛亥灤州起義的策劃和在起義軍政府的任職情況，馮玉祥被捕并被押解原籍。
由于特殊的歷史環(huán)境，馮玉祥沒能夠直接參加辛亥灤州起義，但他參與了辛亥灤州起義的醞釀、籌劃，并被推舉為辛亥灤州起義的重要領導人。毋庸置疑，馮玉祥是辛亥灤州起義的主要籌劃者和領導者。
紀念辛亥灤州起義
馮玉祥作為辛亥灤州起義的奠基者、籌劃著、領導者，對辛亥灤州起義懷有深厚的情感，被解職回籍時，押解馮玉祥的火車西行經(jīng)過灤州，馮玉祥“隔著車窗外望，眥裂發(fā)指，心如火焚，不由得緊握了拳頭，狠狠地在車蹬上擊了一下，我暗暗發(fā)誓，勢必繼續(xù)死難者遺志”（馮玉祥《我的生活》）。馮玉祥在他的一生中，一直沒有忘記紀念辛亥灤州起義，一直沒有忘記弘揚灤州起義精神。時至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在全國許多地方看到馮玉祥將軍為辛亥灤州起義所修的紀念建筑，在許多歷史檔案中也會查到馮玉祥將軍為辛亥灤州起義留下的歷史資料。
1923年，灤州兵諫的發(fā)動者張紹曾先后任北洋政府陸軍總長、國務院總理。時任河南督軍的馮玉祥受到直系軍閥吳佩孚的打壓，處境困難。張紹曾對這位當年和自己一同在灤州從事反清的下屬格外關照，將馮玉祥調任為陸軍檢閱使，并幫助馮玉祥擴展隊伍，馮玉祥的處境好轉，于是馮玉祥在北京南苑建造了忠烈祠，將辛亥灤州起義的王金銘、施從云等九人供奉在忠烈祠內，在對士兵講話中稱王金銘、施從云為“護國、愛國之軍人”（《馮玉祥日記》第一編118頁，民國二十一年再版），并為忠烈祠題寫“一死能救國自強，忠心耿耿日爭光。問誰灑得同情淚，鵑血飛紅染夕陽”（《馮玉祥日記》第一編70頁，民國二十一年再版）。這是馮玉祥在辛亥灤州起義之后首次在軍隊中較早建造的辛亥灤州起義紀念建筑，自此以后馮玉祥紀念辛亥灤州起義、弘揚辛亥灤州起義的舉動連連不止。
在1924年爆發(fā)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中，馮玉祥發(fā)動北京政變，囚禁總統(tǒng)曹錕，控制北京政權，據(jù)《馮玉祥日記》記載：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九日九點半，馮玉祥去天津告知臨時執(zhí)政：“王金銘、施從云均為革命而死，此次擬鑄銅像，立于中央公園”（《馮玉祥年譜》，《河北文史資料》第113頁）馮玉祥的建議得到批準，王金銘、施從云的銅像得以佇立在北京中央公園（今北京中山公園），兩位烈士銅像前面鑲嵌銅板，上面鐫刻著北方軍政府大都督王金銘、北方軍政府總司令施從云烈士等字，這是自灤州起義失敗后，辛亥灤州起義事跡第一次在大庭廣眾之下、在國家允許下公然亮相。灤州起義的鎮(zhèn)壓者袁世凱、曹錕等潑在辛亥灤州起義烈士身上的污泥濁水得以清洗，起義的事跡逐漸為天下知曉。
馮玉祥1933年在山東泰山建造的“灤州革命烈士祠”，是辛亥革命失敗后，第一處大規(guī)模的紀念辛亥灤州起義、弘揚辛亥灤州起義精神的建筑。九一八事變以后，馮玉祥隱居山東泰山，在這里他節(jié)衣縮食，向泰山普照寺捐資，換得一塊一畝五分六的土地，然后又率領自己的部下開山劈石，將這塊土地擴展到三畝多。馮玉祥在這塊土地上建造了灤州革命烈士祠，灤州革命烈士祠殿宇三層，過廳一層，周圍圈以圍墻，烈士祠的正門寫有“革命烈士祠”五個大字，上八級臺階后為過廳，再上八級臺階為正殿平臺，建有前廳三間，前廳北為中院，建有東西配殿，再往北為后院，建有烈士祠正殿。灤州革命烈士祠內有名人、政要的辛亥灤州起義的題詠、紀念碑。灤州革命烈士祠同中央公園王金銘、施從云銅像的命運不同，銅像鑄成后不久即被毀棄，而山東泰山的灤州革命烈士紀念祠保存至今，時至今日，仍然是全國最具規(guī)模的辛亥灤州起義紀念物，其功勞首推馮玉祥。
1934年8月，馮玉祥向國民黨中央黨部提交呈文，建議為辛亥灤州起義烈士舉行國葬、建祠、鑄像、立傳。當時正值長城抗戰(zhàn)不久，民族危機加深，全國抗日浪潮迭起，國民政府在馮玉祥的大力推動下，1934年10月19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第141次常委會做出：“案準馮委員玉祥等提議……（一）在灤州建紀念碑或紀念塔，交行政院督辦；（二）事跡交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三）交撫恤委員會議恤”的決議。根據(jù)這項決議，“中華民國”政府于1936年在山東泰山建造了辛亥灤州起義烈士紀念碑；1936年4月頒布了《優(yōu)恤灤州殉難諸烈士命令》，并在北京頤和園西三十里處的顯龍山上，建造了辛亥灤州革命烈士紀念園；1937年1月了成立灤州起義先烈國葬籌備委員會，并于是年五月舉行了國葬大典、出版了《國葬特刊》，對辛亥灤州起義諸烈士進行了隆重的表彰和祭奠。灤州起義的弘揚由原來的個人行為發(fā)展到國家行為。馮玉祥是紀念辛亥灤州起義、弘揚辛亥灤州起義精神的有力推手，今天我們能夠見到這么多的辛亥灤州起義紀念物和辛亥灤州起義紀念材料，應該感謝在九泉之下的馮玉祥。
馮玉祥是民革的老前輩，以大量的革命工作奠定了后來灤州起義的革命基石。辛亥灤州起義爆發(fā)前夕，他積極籌劃，多方運作，加速了辛亥灤州起義的爆發(fā)，有力地支援了南方的革命，使清政府不能首尾相顧，加速了清王朝的滅亡。辛亥革命勝利后，其成果被袁世凱篡奪，袁世凱是辛亥灤州起義的鎮(zhèn)壓者，極力阻撓辛亥灤州起義的弘揚，并給灤州起義志士加上了許多不實之詞和污泥濁水，馮玉祥將軍以頑強的意志，致力于辛亥灤州起義事跡的宣傳和辛亥灤州起義精神的弘揚，使灤州起義撥開迷霧，真相大白。
馮玉祥是辛亥灤州起義的奠基者、籌劃者、宣傳者，在辛亥灤州起義革命志士遺愿早已經(jīng)實現(xiàn)的今天，我們懷念馮玉祥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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