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一國際勞動節到來之際，5月1日《團結報》刊登張家口市民革黨員王鋒文章《馮玉祥在張家口》，原文如下，供大家學習交流。
團結報2025年05月01日版面
馮玉祥在張家口的故居“愛吾廬”
馮玉祥在張家口
□?王?鋒
1925年2月27日，馮玉祥派機要秘書尹心田護送夫人李德全攜帶著他的親筆信從張家口匆匆趕往北京，探望病重的孫中山。彼時孫中山已無法多言，卻仍囑托孫科將《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建國方略》等著作共8000冊贈予馮玉祥。尹心田回憶，這批書籍運回張家口后，馮玉祥“如獲至寶”，當即下令分發全軍研讀，甚至因數量不足而重印補發。孫中山的臨終遺贈，恰似一粒火種，點燃了馮玉祥從軍閥向革命者的蛻變。
馮玉祥在1925年和1933年兩度來到張家口，這兩段交織著鐵血與理想、困境與突圍的歲月，不僅重塑了馮玉祥的人生軌跡，更將張家口推向了中國近代化與民族救亡的歷史潮頭。
塞北孤城中的破繭之變
1924年北京政變后，面對張作霖奉系軍閥的威逼與段祺瑞政府的權術圍困，馮玉祥接受李大釗與國民黨左派的政治啟蒙，于次年1月13日就任西北邊防督辦。當他踏上張家口橋東土爾溝（今德勝街45號）的小路，這座名為“愛吾廬”的灰瓦院落，見證了馮玉祥從舊式軍人到國民革命將領的思想蛻變。在這里，馮玉祥先后接待過李大釗、董必武、李烈鈞、于右任、孫科、吳稚暉、徐謙、邵力子和蘇聯代表鮑羅廷等人。共產黨人李大釗更是多次與他會晤，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馮玉祥的思想逐漸轉向國民革命，最終舉起“聯俄聯共”的大旗。
軍事改革率先在這座邊城展開。馮玉祥開創了西北軍的政治工作，建立軍人俱樂部、成立學習小組、宣傳三民主義。蘇聯顧問團按照馮玉祥的要求，幫助開辦了騎兵學校、炮兵學校、機關槍學校、鋼甲車學校等各種軍事學校。他創辦的西北軍干部學校，收容因參加五卅運動被開除的學生，培養兼具軍事與政治素養的新式軍官。這種“軍政并重”的模式，為后來的國民革命軍北伐奠定了基礎。
經濟探索與金融破局。1925年西北銀行的創辦是馮玉祥地方治理的破局之舉。這座誕生于張家口的金融機構，既為西北軍提供軍費支持，又以貸款扶持工商、發行“西北券”統一貨幣流通。盡管西北銀行最終因戰亂陷入信用危機，但它打破了傳統軍閥單純依賴征稅和劫掠的財政模式，展現出近代化金融體系的雛形。
絕境中的民族絕唱
1933年5月，當日寇鐵蹄踏破熱河長城，蟄伏多年的馮玉祥在民族危亡時刻選擇回歸――在水母宮潮濕的指揮部里，這位年過半百的將軍，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組建“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在這座見證過他理想的邊城，打響華北抗戰第一槍。這支由馮玉祥任總司令、方振武任前敵總司令、吉鴻昌任前敵總指揮的部隊，在沒有飛機坦克、缺乏后勤補給的絕境中，快速收復康保、寶昌、沽源，又經過5天血戰奪回多倫，守城日軍鈴木旅團遺尸600余具倉皇北遁（據日本《朝日新聞》1933年7月13日報道），這是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軍隊首次收復失地。當南京政府以“破壞國策”為由斷糧截械，抗日同盟軍紀念塔上鐫刻的312名陣亡者姓名（據《察哈爾抗日大事記》檔案）已成為最后的豐碑。
雙重視角下的歷史坐標
對馮玉祥而言，張家口是淬煉其精神的雙重熔爐。20世紀20年代在此萌發變革星火；1933年在此迸射抗日驚雷，讓“倒戈將軍”完成了向周恩來所譽“堅定的民主主義戰士”的蛻變。而對張家口來說，從李大釗在“愛吾廬”的說服工作，到抗日同盟軍的國共合作，張家口為新時代統戰工作提供了鮮活的歷史注腳。更為難得的是，一些地標構成的“歷史鏈條”，完整呈現了從思想啟蒙（愛吾廬）到人才培養（西北軍干部學校）、從軍事改革（西北軍）到民族抗爭（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紀念塔）的歷史脈絡。
今日“愛吾廬”院內，馮玉祥手植的海棠依舊年年吐蕊，百年虬枝上綴滿的不僅是繁花與碩果，更凝結著歷史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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