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那段烽火連天、血雨腥風的歲月里，他們或英勇殺敵，或隱秘抗爭，或獻出生命，用鮮血和生命、智慧和無私，為爭取抗戰的最后勝利凝聚了強大的精神力量。?讓我們走進這些抗日英雄的故事，銘記歷史，緬懷先烈，感受偉大抗戰精神。
今年是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取得偉大勝利80周年，也是中國農工民主黨主要創始人鄧演達誕辰130周年。國內外學界很少研究鄧演達的抗日救亡主張及其影響。本文擬對此進行探析。
鄧演達
鄧演達抗日救亡主張的背景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有孫中山晚年反帝思想作基礎，同時有鑒于蔣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鄧演達開始了抗日救亡活動。
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一大”宣言中明確提出要“反對帝國主義”以“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于世界”。1925年3月11日，他在《國事遺囑》中依然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
孫中山晚年提醒國人要注意日本的強權霸道文化，他說：“最近可以亡中國的是日本。他們的陸軍平常可出一百萬，戰時可加到三百萬。海軍也是很強的。”日本“隨時便可以破我們的國防”“制我們的死命”“或者因為時機未至，暫不動手”。孫中山上述反帝思想為斯時中國國民黨如何開展民族革命運動指明了方向，并為其革命事業繼承者鄧演達提供了反帝經驗。
孫中山逝世后尤其是國民大革命失敗后，鄧演達牢記孫中山《國事遺囑》，繼承和發展孫中山晚年反帝思想，于1930年在《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政治主張》一文中說：“要徹底地肅清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使中國民族完全解放。”(周天度編：《鄧演達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8頁）1930年9月，鄧演達就初步認識到日帝侵占中國東北的野心，說：“最近的東北出兵，骨子里也未必能免去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總之，孫中山晚年反帝思想成為其后鄧演達主張抗日的重要思想基礎。
1931年8月17日，鄧演達因叛徒出賣在上海被捕，21日被押至南京。眼看日軍侵略中國東北但蔣介石對此不抵抗，鄧演達滿腔悲憤，憂國憂民，所以堅決主張反蔣抗日。
鄧演達抗日救亡主張的內容
從九一八事變發生，至鄧演達英勇犧牲，時間僅兩月余，鄧演達一直身陷囹圄。但鄧演達就抗日問題發表許多可貴的看法，具有較豐富的內容。
要抗日救國，就必須先反蔣。鄧演達有鑒于蔣介石“不抵抗”日寇侵略中國東北，認為要抗日救國就必須先“倒蔣”。這顯然是合理和可取的。
聯合中國共產黨和其他一切愛國的政黨來抗日。鄧演達早在國民大革命時期就堅決擁護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被蔣介石逮捕后，他嚴厲駁斥蔣介石的“（先）削平內亂，然后從事建設，再行抗日”或所謂的“攘外必先安內”，說：“共產黨是政治問題，不可能憑武力解決。”九一八事變后，國內一切愛國的政黨積極主張抗日救亡。鄧演達指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簡稱“臨時行動委員會”）成員們“應與各黨合作，共赴國難，發動群眾，對日宣戰”，結成反蔣反日“聯合戰線”。
發動全國民眾抗日。鄧演達堅持和發展孫中山晚年“必須喚起民眾”共同反帝的思想。在鄧演達看來，帝國主義也是“（全國）被壓迫剝削的革命民眾”的“反動仇敵”。所以，鄧演達提出，必須團結全國革命民眾。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孫中山，鄧演達主張民眾必須“以農工為中心”，所以尤其主張要發動廣大農工群眾來抗日。作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鄧演達卻注重利用民眾尤其是農工的力量來抗日救亡，這是難能可貴的。
在一定條件下聯合蘇聯抗日。在鄧演達眼里，蘇聯是反對帝國主義的。為此，孫中山晚年實行了聯俄政策，這增強了其反帝反封建的力量。鄧演達從中受到影響，認為，蘇聯在反帝方面“客觀上可以做我們的朋友”，但要求蘇聯平等地對待中國和不干涉中國革命。在這些條件下，就與蘇聯“恢復邦交”。
聯合世界上其他一切被壓迫民族抗日。孫中山晚年在反帝時主張“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這又為鄧演達如何反帝提供了經驗。在鄧演達眼里，世界上其他一切被壓迫民族和中華民族都有著共同敵人即帝國主義，都有著共同目的即獲得民族解放。因此，他主張，應將這些民族聯合起來，“建立反帝國主義的聯盟”“共同去反抗帝國主義”“達到民族解放的目的”。但不同于孫中山，鄧演達認為，在反帝方面，“世界上被壓迫民族們”才是“我們真實的朋友，真實的政治聯盟者”，要聯合它們以“消滅一切帝國主義”。
顯然，鄧演達抗日救亡活動在某種程度上順應九一八事變后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鄧演達既指出斯時抗日救國的阻力，同時又找到抗日救國的國內外多個動力，從而于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孫中山反帝包括反日帝思想在繼承中進行一定發展。
鄧演達抗日救亡主張的作用
鄧演達的抗日救亡主張繼承和發展孫中山反帝思想，在某種程度上符合九一八事變后中國人民不斷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之需要，因而在當時產生一定的積極作用。
鄧演達對抗日救亡主張的論述在當時指引著他的戰友們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斗爭。九一八事變后，臨時行動委員會成員們前赴后繼地投入全國抗日救亡運動中。臨時行動委員會成員們根據鄧演達抗日觀點，制定《對時局宣傳大綱》，譴責蔣介石“勇于內戰而怯于外敵”，聲討日帝侵占中國東北領土，明確提出“倒蔣抗日”的口號和十條“倒蔣抗日”的綱領。北平和廣東等地的組織響應臨時行動委員會中央號召，積極進行反蔣抗日宣傳。1933年上半年，臨時行動委員會還派出干部和黨員去支持馮玉祥等愛國將領在張家口成立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這一切推動九一八事變后全國抗日救亡運動蓬勃發展。
九一八事變后，鄧演達駁斥蔣介石所謂的“（先）削平內亂”“再行抗日”，反對“圍剿”紅軍，要求臨時行動委員會應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發動全國民眾，在相互平等條件下聯合蘇聯，也聯合世界上其他一切被壓迫民族，共同結成反日“聯合戰線”。鄧演達犧牲后，臨時行動委員會不斷將鄧演達這些抗日論述付諸實踐，如1935年8月中國共產黨發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11月，臨時行動委員會改名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率先響應《八一宣言》，以抗日、聯共、反蔣為宗旨。1937年8月，國共兩黨在南京談判，臨時行動委員會總書記黃琪翔邀請兩黨談判代表到其家座談，促進國共合作。這些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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